外国品牌。”

“到那时，我们再想树立一个深入人心的国产品牌，代价会是现在的十倍、百倍。”

他顿了顿，让话语的分量沉淀，然后继续道：“红旗，诞生于五十年代，它的每一根线条都镌刻着自力更生的民族精神，它的名字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。”

“如果说，有哪一个汽车品牌最能承载中国人民的情感记忆，最能代表‘中国制造’向上突破的意志，我认为，非红旗莫属。“

电话那头陷入了短暂的沉默。

赵克东能清晰地感受到邵维鼎话语中的诚恳、远见，以及那份沉甸甸的责任感。

“阿鼎，”赵克东的声音变得格外郑重，“说实话，如果是别的品牌，哪怕是解放，你要谈合作、要技术，我打个招呼，推进起来都不会太困难。但红旗……它太特殊了。”

“它不仅仅是一个商标，更是一种象征，一段历史。”

“这件事，我需要先向上汇报，和计委、国资委、还有一汽的老同志们都通通气。流程可能会比较复杂，涉及到的层面也会很高。”

“不过，你放心，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推动、去协调。”

“因为我心里也清楚，放眼国内外，既有雄厚资本、顶尖技术储备、全球视野，又有这份心气、魄力和诚意去重启红旗，并且有可能真正让它‘活’过来、‘火’起来的，非你邵维鼎莫属。”

他由衷道：“我也不想看到红旗这个名字，永远只停留在博物馆的展台上和人们的回忆里。”

得到赵克东这样的表态，邵维鼎心中一定。

他知道，这事成了大半。

在中国办事，尤其是这种事，有赵克东这样既有分量又真心支持的关键人物全力斡旋，至关重要。

“我明白其中的分量，也会做好充分的准备和方案，等待机会。”邵维鼎诚恳回应。

临挂电话前，赵克东仿佛才想起什么，语气轻松了些许，“对了，有件事要告诉你。你指导沈茜同学写的那篇《从雨刮器到两万乡镇》的文章，上了今天的《百姓日报》。”

“相关内参，几位领导都看了，评价很高。你提出的这个‘乡镇企业是内生经济新引擎’的角度，非常新颖，也切中要害。”

“过去几年，我们的目光更多地聚焦在引进外资上，对你所观察和总结的这些遍布基层、自发涌现的‘草根力量’，确实关注和扶持不够。”

“根据初步摸查，改革开放这几年，各地的确冒出了一大批有活力、有想法、也有一定竞争力的乡镇企业和合作社。”

“上面想让我问问你这位‘观察家’，对于扶持和发展这些乡镇企业，有什么具体的、好的建议？”

谈到乡镇企业，这个话题要聊开的话，一天一夜都讲不完。

邵维鼎略一沉吟，道：“赵部长，乡镇企业千差万别，各地资源禀赋、产业基础、市场环境都不同，很难有一剂包治百病的药方。”

“但如果要从根本上激活它们的发展动力，我认为可以在两个关键点上做文章。”

“这第一是彻底激活企业管理者的积极性，第二则是明确政府的引导与服务角色，划清边界。”

赵克东的兴趣被提了起来：“具体说说。”

“首先，是人的问题。”

邵维鼎语速平稳，“很多乡镇企业的厂长、经理，既是管理者，某种程度上也是创业者。但现在的情况往往是，企业搞好了，他们除了固定的工资和一点奖金，无法分享到企业成长带来的更大收益；企业搞砸了，责任边界却很模糊，有时是集体承担，有时又可能无人负责。”

“这种权、责、利的不匹配，会严重损害他们的拼搏精神和长期投入的热情。”